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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年：27位发言人传中国声音

原标题：传递中国声音 见证中国开放——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走过30年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２日电（记者谭晶晶、梁淋淋、张鹏雄）１２日，外交部发言人制度３０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现场，一张黑白老照片把人们记忆带回到３１年前－－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身着中山装，周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中外记者。他拿着讲稿，表情庄重，李肇星在一旁担任翻译。

这是外交部首场发布会，从此开启了３０年发言人制度不断前行的进程。

１９８３年３月起，２７位发言人先后站在中外媒体聚光灯下，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智慧。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站着，不许提问

没有座位、没有提问、只有三句话－－李肇星对外交部首场发布会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之初，外交部新闻司已有建立发言人制度的设想，但为其“催生”的却是一个偶发事件。

１９８２年３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

这便出现篇首照片上的一幕－－

外交部东四旧址主楼门厅前，钱其琛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说：“我们注意到了３月２４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三句表态谨慎而含蓄，但内含中国对苏关系可能发生重大转折的信息，让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声明念完，没有提问，发布会结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首次进入媒体视野。

“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回忆。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外交部率先在国务院各部委建立发言人制度。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一次例行记者会，从此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成为惯例。

记者不用站着，可以坐下来了。开始向世界说话的中国，吸引了所有媒体的注意。

“那天在容纳近百人的国际俱乐部大厅内，座无虚席。中外记者各占一半，长枪短炮架了一排。记者用小型录音机采访，比手机稍大，在我面前的桌上摆了半桌子。”齐怀远说，“我至今认为完成了一件光荣而重要的任务。”

３０年制度“升级”：见证中国改革进程

一个平静的周末，北京，一家超市里，一人穿着裤衩、汲着凉鞋正在购物。突然手机铃响，一个国外记者来电问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反应。他不疾不徐开始作答：“中方坚决反对……”一番表态，义正词严，让身旁顾客不明就里、指指点点，以为碰到了“神经病”。事实上，这是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作严肃表态。

外交部新闻司参赞邹建华在《外交部发言人揭秘》一书记录了这一细节。

１９８３年３月，发言人制度刚刚实行，一周只举行一次发布会，但不接受提问。９月份开始，每月第一周记者会有现场答问。１９８８年开始，记者可以在每次记者会上提问。１９９７年取消对提问次数和记者会时间的限制，记者可以和发言人“舌战”到底。２０００年，新闻司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方便记者２４小时和发言人办公室联系。

从例行记者会的频率看，从建立之初的每周一次，到每周两次，再到２０１１年９月每个工作日都举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成为继美国国务院后，世界上第二个每个工作日都举行记者会的政府部门，被外媒视作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回顾这一历程，清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用三个“接轨”来评价：与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接轨，与中国建立大国形象和大国自信的历史进程接轨，与中国的信息公开、政治文明进程接轨。

外交部日益频繁的记者会决定了外交部发言人成为高曝光率的热门人物。但发言人不是明星，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个十多人的助手团队，他们全天候跟踪形势、分析舆情，帮助设想问题，准备口径。这个团队后面还有全外交部甚至其他部委做后盾。

“每天一到下午三点（例行记者会开始），大家都绷紧了神经。”该团队一名工作人员描述道。

除例行记者会，遇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外交部还举行专场记者会。中国领导人出访时，中国代表团设立的中方新闻中心也会“如影随形”。

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完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契合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演变轨迹，契合了中外相互了解的需求，也是这一制度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发言人制度在中国日趋完善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开国家部委发言人制度之先河。此后，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

２００３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成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快速发展和完善的助推器。

当年２月１１日，广州。一场特殊时期的新闻发布会通过卫星向全球进行电视直播，牵动所有人的神经－－

当时正值非典疫情肆虐，没有权威消息，各种“怪病”谣言扩散，羊城陷入恐慌。街头四处可见白醋、板蓝根的抢购狂潮。

这场发布会上，广州市卫生局负责人首次确认了非典病情，并向中外记者公布了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这是全国首场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此后，卫生部连续举行６７场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

非典让政府深刻意识到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重要性，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新闻发言人之年”。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比较成熟，对中国发言人制度的普及和推广有示范效应和先行作用。”周庆安说。２００３年以前，外交部发言人回答的问题除外交之外还常涉及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随中国政府各部门发言人逐渐机制化，这一现象正逐渐改变。

近年来，发言人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几乎所有政府机构，包括对于外界颇为神秘的国防部都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地方政府发言人机制也不断完善，国有企业、行业协会发言人制度建设正在推进中。

从对外到对内，从中央到地方，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导，新闻发言人队伍不断壮大，在政府与媒体和公众之间搭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象征。”周庆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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