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均衡需要制度保障

市场均衡需要制度保障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了历朝历代的税费改革后得出一个黄宗羲定律：每一次为降低农民税赋进行的税费改革，都会因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所限，使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更高水平。出于良好愿望而精心设计的制度往往因现实所迫与社会环境变化而走向反面，这在哲学上叫作异化。　　近几年，在股票市场上，最大的异化有两个。一是前几年的市场化发行，我称之为股票市场上的“王明路线”——不顾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照搬别国的成功经验，把书本上的教条当金科玉律。在经过几年实践，投资者与市场付出惨痛代价后，这一问题已有了重大转变，虽然还没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但至少，“遵义会议”的前奏——通道转兵、黎平决策已经有了。　　二是期指交易制度。记得推出前，大家曾欢欣鼓舞地认为他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蓝筹股的春天，二是市场的稳定。事实证明，这两个推论都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去考虑。人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学对人的一种定性，这一定性也是很多经济学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但理性的根本要义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为此，我曾判断，股指期货的推出不会带来蓝筹股的春天，还会使大盘蓝筹股不断弱化。因为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没有股指期货前，我要赚大盘蓝筹股的差价，只能真金白银去买这些股票，这就增加了市场对大盘蓝筹股的需求。而有了股指期货后，由于权重股就是指数股，所以，如果我判断大盘蓝筹股会涨，我只要拿出原计划15%的资金，去开期指多单；毋需拿出100%的钱，去购买这些股票，余下85%的资金还可买别的股票，放大我的投资或投机收益。这对大盘蓝筹股来说，就少了我这一份需求。张三这样想，李四也会这样想，而且驴也是这样想的。于是，大盘蓝筹股就会从许多投资人的备选名单中消失或被他们边缘化，其股票的走势就会不断弱化。　　我原本就不太喜欢大盘蓝筹股，主要基于两个原因：这些股票的流通股太多，持股结构太分散，上涨阻抗太大；他们都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昨天和今天，如果10年、20年后仍是这些公司唱主角，那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明天——日本所以会有失去的20年，看看他们的企业就知道了。今天美国的著名公司在30年前都还默默无名甚至根本不存在，而在日本唱主角的依然是50年、甚至100年前的老面孔。而有了股指期货，这些股票就更没理由进入我的备选名单，如果不是同时在做期指，我甚至不会再去看他们一眼。　　但人性的力量要远远超出我们原先的预期。由于在交易制度设计上，我们对做多予以了足够限制，而对做空则基本没有障碍，只要以套保和套利的名义就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利益不对等问题：为做多而买股票，我只能赚一边的钱——股票的钱，而且那个钱很难赚，毕竟，大盘股需要大买特买才会涨起来；为做空而买股票，则可赚双份的钱——股票差价加上期指做空差价，再不济，股票没赚钱，期指上也赚了，而且由于套利交易的存在，期指所赚的钱要大于股票上亏的钱。于是，股票就被分成了两类：非权重的，赚股票的钱；权重的，不在乎能否赚到股票差价，在乎的是我能开多少空单，在哪个点位开，何时、何点位可以在大盘的屁股上踢一脚，让它滚下山去。　　这几年，指数不断下跌的同时，中小盘股的炒作一浪高过一浪，许多股票的涨幅要远远超过2007年这样的大牛市，原因之一就是参与这些股票炒作的资金增加了，许多原本会买大盘蓝筹股的资金，包括集团性资金，都转移到了这些股票上。而在大盘蓝筹股上，真正为持有而购买的只剩下三种人：中小机构、为配置而配置的基金、广大中小投资者。这三种人都属被动投资者或消极投资者，真正大盘权重股主力只剩下一种：为做空而买的主力机构。　　股票持股结构越分散，日均买卖数量越少，由大资金进出产生的瞬间冲击力越大，尤其在一些敏感时点上，甚至不用太大的买卖盘，就能对价格走势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去年“8·16”事件，仅仅数十亿资金就裹挟了全市场，令大盘上下震荡137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　　利益是市场的最大驱动力，也是个体行为的最大驱动力。市场化的要义在于利益均衡，这种均衡应得到制度和规则上的保障。在做空利益制度性大于做多利益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点可以做空的理由，主力机构就会大力做空、全力做空，放大利空效应，制造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的恐慌，直到力量用尽，再来一次补货行情 (这样的行情正在临近).　　由于大盘蓝筹股很大程度上已被边缘化，需求本就不足，股价上涨不易，一旦下来就会粘在低位，结果只能是一波一波，越走越低，价值吸引投资法则被期指投机法则取代。据说上交所正在酝酿搞活蓝筹股，我以为T+0不是好办法，真正的好办法在于修改期指交易规则，让期现合并做多利益能与做空利益对等。如是，大盘指数至少会有500点以上的上升空间，大盘底部也将提高300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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