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不知哪天危机引爆总有一天全国皆温州

叶檀： 不知哪天危机引爆 总有一天全国皆温州

如果不改革，情况将持续恶化，不知道哪一天，就会以资本项目开放后资金大规模撤离、房价下跌等任何形式引爆经济危机。目前温州等局部城市经济下行是个严重信号，警告身体整体机能已经失调，如果还延误医治，那么，总有一天全国皆温州矣。

经历了6月份的货币流动性惊魂，现在流动性开始充裕，看上去经济情况不错。

10月16日，央行新闻发言人就当前我国货币信贷形势、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以及房地产信贷情况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其中提及金融数据，第一个特点就是，从总量上看，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长较快。9月末，M2增长14.2%，比上年末高0.4个百分点。1~9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3.9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2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新增7.28万亿元，同比多增5570亿元。央行认为流动性充裕，外汇流入明显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增长有所加快。

尽管流动性如此充裕，银行间的拆借利率却维持在高位，7、8月份隔夜拆借利率3.3%左右，9月份，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3.47%和3.49%，与上月基本持平。这样的利率基本平稳，但与十年前隔夜拆借利率2.18%左右、2010年的隔夜拆借利率1.61%相比，还是上升了一个台阶。从2011年开始，实际利率已经大幅上涨，到今年6月压力测试上升到了6.43%的峰值。

货币依旧以平稳为主，利率峰值短期内不会再出现，但拆借利率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个人与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上升幅度，高于银行间拆借利率的上升幅度。货币增速与利率，前者维持平稳上升，后者却抑制不住向上蹿升。

经济质量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相比于货币与信贷增速，中国经济增速并不算快。华尔街见闻引述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XILI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回落更多。如果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在未来10年里，从现在的34%升至50%，那么年投资增长则需要回落至-3%。这意味着GDP增速回落至4%，目前7.5%的增速很可能不保。

幸运的是，中国的消费数据可能被低估10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速还将维持，因此，以14%的货币增速保障7%的经济增速，在理论上说，还可以拖延几年。

全要素生产率与税后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

上述两项研究来自于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按照白重恩教授的测算，1979年到200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3.8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平均每年增长2.2个百分点。从1979年到2007年，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并行，2008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反映效率改善的速度在降低，具体表现就是无效投资增加，鬼城增加，政府消耗性的楼堂馆所数量增加，污水处理设备生锈腐蚀。2008年以后的高投资率，没有促进投资效率的增长。到了2008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的增速每年是5个百分点，我国投资率超过48%，已经太高，不宜再高。否则，中国经济就是靠高负债堆出的畸形低效经济。税后投资回报率，1993年到达15.67%的高位，在2000~2008年稳定在8%~10%，此后持续下降，2012年降低到2.7%的新低。

经济质量下降将转化为坏账，温州银行业不良率的上升就是例子。根据央行的数据，地方投融资平台贷款与房贷等居高不下。今年房地产贷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前三季度，累计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2492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17.2%。而9月底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也达到8.7万亿元，同比增长20.9%。2011年10月，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截至2010年末，10.7万亿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中80%是银行的贷款，目前各研究机构预测地方债务大约在20万到25万亿之间，比2010年上升一倍左右。

如果不改革，情况将持续恶化，不知道哪一天，就会以资本项目开放后资金大规模撤离、房价下跌等任何形式引爆经济危机。目前温州等局部城市经济下行是个严重信号，警告身体整体机能已经失调，如果还延误医治，那么，总有一天全国皆温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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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危机给中国敲响警钟　　美国国债本月17日将触及上限。如果美国出现债务违约情况，美国债用评级将会被下调，金融市场将会大跌、美元资产将步入漫漫熊途，消费者信用受到严重打击，银行借贷将会出现枯竭，不仅是美国经济受到冲击，就连世界经济也会受到影响。笔者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在最后关头不会眼看美国国债跌下悬崖的。　　截至今年七月，中国共持有1.2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债务违约，中国将蒙受重大损失。所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日前喊话：美国需在本月17日之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中国对美投资安全。一旦发生债务违约，美方应首先确保国债利息的支付。　　美国债务问题给中国敲响了警钟。第一，这次美国国债上限争执，再次警示中国不要将债权投资放在一个篮子中或者说过度集中在一个金融产品之上，这样做既违背投资定律，也很危险。当然从理论上说，中国也可威胁要卖出美国国债，但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导致国债价格大跌，中国损失将更加惨重。　　所以，中国应该逐步控制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数量，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分散投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扭转贸易顺差过大、外储增长过快的局面；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步伐，放开境内居民走出去的门槛，允许其投资海外资本、资产市场，这样对降低过高的外汇储备很有裨益。　　第二，中国地方债远比美国国债危机更可怕。审计署6月发布的公告显示，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接近3.85万亿元，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债务率最高达219%。从全国范围内发行过城投债的市级行政单位来看，负债率最高的地区集中在长三角区域，整体负债率超过200%，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债务。　　虽说美国国债的违约风险让人担心，但这也让人担心得明明白白，市场明确知道它的时间窗口，理解问题的起因与经过，也大致能推算出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国的地方债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让人担心得不明不白。如果说美国国债是一个被逼到悬崖边的人，起码看得清自己再往前走几步，就会掉下去，能适时止步，而中国地方债则是背对悬崖，无法看清自己离悬崖的距离，这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第三，政府的预算必须公开透明，并接受人大监督。从表面上看，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意见分歧严重，造成了这次美国政府歇业关门、债务上限违约的可能性加大。但恰恰也说明了，美国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要受到国会监督的，就连举债也不能随心所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不敢随便乱花选民的血汗钱。　　反观中国，各级政府花钱之所以大手大脚，为政绩大搞投资随心所欲，债务规模日益恶化，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就是因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监督作用，没有对本级政府的预算进行严格的把关，而唯有像美国国会监督白宫那样，才能够确保纳税人的利益不受损害，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预算资金用在刀刃上。（经济参考报）

货币超发 不可忽视的经济矛盾　　2013上半年，我国“货币总量”表现为信贷的“一增”、流动性的“三落”——生产性信贷月增1万亿元，而蕴含“货币发行”增量的外汇占款、流通中现金和金融资本净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速回落。信贷稳增、发行回落，这说明我国货币总量结构发生深度调整，国家已经不想再用货币政策“放水”、“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正在孕育深刻的转变。　　研判我国经济主要矛盾，不能只看内需不足、忽视货币超发　　新世纪以来，“增配效率”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简单说，就是尚未找到有效的经济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1979年后20年间，赢取了第一轮完美的“增配效率”，那就是邓小平主导五大改革(农村改革、特区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向我国当初的封闭经济体，增投了巨量市场化的人力、土地、资本、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使我国经济在1998年进入了“买方市场”；此后，我国经济还赢取了第二轮完美的“增配效率”，在1998年，我国首次出现了市场层面的生产过剩，时任总理朱镕基认识到“没有需求就没法生产”，于是，开始把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定为经济增长点，这就是我国经济的第二轮要素增投，直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目前我国的经济，站在了第三轮要素增投尚未发挥出“增配效率”的门槛上。2008年4万亿元投资拉动的这一轮刺激政策，未能完全赢得“增配效率”，因为与此同时，我国产生了货币超发，这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总供给过剩与货币超发(即金融过剩)相互交织，将会是一直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滞胀”隐忧。　　“滞胀”隐忧下，最迫切的认识，应当是认清我国货币总量中的货币超发在短期内是无法消化的。在政策层面，无论是早先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拉动内需、新农村、城镇化、产业升级，还是新近尝试的收入分配改革、利率市场化、简政放权再市场化、双边货币互换、打造自贸区等种种“新政”，都是围绕打破长期“滞胀”隐忧而发动的政策试错。而我国货币总量中包含的19%货币超发，才是我国经济长期难以消化的“滞胀”主因。　　正视我国货币超发，才能直面我国“滞胀”隐忧；认清“增配效率”不足，才能全面反思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改进。我国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金融体系的货币过剩，是当前我国并未找到破解“增配效率”不足的明证。所以，在方法论上，必须将我国经济“两个三十年”联系起来，才能找到中国特色“增配效率”的释放经验、政策改进和特有规律。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的“增配效率”，就好比向一个孤岛封闭经济体中，不断地增量投放了诸如城市土地、商品房屋、大量劳力、生产技术、现代企业制度等新增生产要素，使得当初该孤岛经济体中的新增要素总量不断扩张，我国经济才得以不断地化资源为资产、化资产为货币，历来都是先要增投生产要素，进而才能释放出“改革红利”。可以说，我国的“改革红利”，大部分都是源于增投生产要素带来的“增配效率”。　　追求“增配效率”、化解货币超发，才能持续地释放改革红利　　笔者在《中国货币总量论》中，是这样定义“增配效率”的，即：“作为一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状态，它是通过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调动资源转化为资产；通过财政金融相互搭配来启动、培育、扩大社会再生产过程；通过重塑符合‘人、本、盈、需’可贷机理的生产方式，有效增投生产要素来持续扩大经济领土并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态势；通过要素增投带来增量‘红利’来弥补以前的亏损，弥合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矛盾。‘增配效率’是在萨缪尔森‘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增投生产要素，不断突破原有要素的总量瓶颈，不断增添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动力；它是一种发挥‘后发优势’、赶超类型的经济崛起状态；它是考察、总结、比较各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崛起速度、赶超速度、发展速度、滞胀风险的一个全新经济分析视角和一项全新经济分析工具。”　　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超发，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体制问题。它是阻碍我国投资转化为资本的主要障碍，它意味着我国金融媒介力渐弱、系统脆弱性加大，它是持续加剧我国实体经济主要矛盾的“总枢纽”，它还加重全社会对货币超发与分配不公的紧张和忧虑。要解决实体经济矛盾，必须抓住金融枢纽；要化解我国货币超发，亟须改进和提升增量要素投放的“增配效率”。　　为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化解、破解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首先就要在金融领域做到管控 “少发多贷”，其次要完善我国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增量投放“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这样才能化解“滞胀”隐患，长期扩大“拓市场、配要素”的增长性收益，从而在城镇化和转型升级中，放松市场的末梢垄断，推进产业扩容，塑造民生机制，为生产者扫除按要素分配的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理论界一直强调中国崛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宣示自信，往往更需要忧患意识与批判思考。反思我国2008年以来的经济，政府为解决内需不足，持续培育消费热点、扩大基建投资、强化转移支付、维持币值稳定。在这些政策努力的基础上，更需反思：我国增量要素的投放追不上货币超发、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缺乏有机配合，这才是2008年以来我国“增配效率”不足的主因；而主动深化“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增配机制、积极引导货币总量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才应当是当前城镇化和转型升级的政策落脚点。（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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